儿子与父亲签订了令人瞠目的协定：大学费用算贷款，工作后偿还
阳春3月，我来到六朝古都南京。当时南京正盛传着“父子协定”的话题：南京大学生物系二年级学生李江与父母订了一个协议，协议讲明，已是成年人的李江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，所有的花销均以贷款的形式从父母处记账支取，工作后将逐步偿还。
我从住处一路寻往李江所在的南京大学。下课后，我在教室门口见到了身高1．88米的李江。听说我的来意，他腼腆地笑着说：“这对我及父母来说都是件很平常的事。”
李江的父亲是南京市消防工程公司的总工程师，母亲是南京大学英语系主任。李江是他们唯一的孩子。和中国每位父母一样，李江的父母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。李江的母亲先后三次出国，常年不在国内，具体教育孩子的重任就落在李江的父亲李德荣身上。但是，做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李江父母，该怎样教育孩子，也是他们时常思索的问题。李德荣夫妇每年的通信都装订四大本，其中谈论最多的就是对李江的教育问题。母亲常常把国外一些优秀的教育方法用书信寄给丈夫。李德荣也时时把自己教育孩子的想法与妻子交流，但夫妇俩有个统一的目标：把培养孩子自强、自立等能力放在首位。
李江上幼儿园时，妈妈在国外读研究生，父亲李德荣教会儿子自己料理自己，自己按时起床，穿衣，独自一人到离家近1公里远的幼儿园去。家长不接不送。
在李德荣夫妇眼里，不是要领着孩子做什么，而是教孩子该怎样做，把孩子领进门，做父母的就放手让他自己干。李江上小学二年级时，父母工作忙，让他一个人单独从南京坐车到60公里远的镇江，代表父母看望外公、外婆。第一次放手远行前，爸爸先带他去趟镇江，告诉他在哪儿买票，到哪儿乘车，遇到问题该怎么办，明确告诉他，下次爸爸就让他一个人来。李江一一牢记在心。
李江稍大，家里较大一点的事就交他处理。比如到银行存钱，用大笔的钱购买东西。有次，爸爸让他拿40元钱去交牛奶费。收费的老奶奶很吃惊，怎么让一个孩子拿这么多钱？那时40元钱可是个不小的数字！与人打交道，是每一个社会人必不可少的必修课，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事儿，父母都让他去干。
李江在小学二年级时，南京电影制片厂招小演员。当时爸爸不在家，他就同一位小邻居一起坐车去应聘。他表演的小品，自己感到不满意，回来后又找老师准备了几个，自己再次坐车跑到几公里外的制片厂，主动要求导演再给他一次表演机会。小李江的韧劲把导演逗乐了，末了，告诉他说，演主角不行，就演个配角吧……
为了培养儿子的独立生活能力，李江刚进初中，父母就让他住校。尽管学校离家仅几步之遥。刚开始李江对家依依不舍，千方百计寻找理由回家。为了调整他的过渡心理，父母一个礼拜到学校看他一次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李江慢慢适应了。
他的父母无论是在经济上，还是他与社会的接触交往上，都给了他相对大的自由度。衣、食、住、行所需，他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到街上自己购买。
父母很注意孩子的全面发展，儿子很小就开始锻炼身体、练习打拳、绘画。也许得益于体育锻炼，李江的父母个头都不高，而今年20岁的李江却长成了1．88米的大个子。
李江18岁时，他的父母经常提醒他，他已是个成年人了，成年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，要自立。中国孩子不像国外，有打工挣钱的机会，所以，1996年李江考入南京大学生物系，很自然地与父母签订了口头协议：李江大学期间的全部花费都以记账的形式向父母借贷，等自己有能力时将逐步偿还。至于到底谁先提出协议的问题，笔者问李江及其父亲（母亲又出国了），他们已记不清了。由于家庭教育环境，李江认为这是个十分自然、合理的事情，他与父母都认为这是百利无害的事，至少在他家里是这样。
前不久，江苏卫视台获悉此讯后，专门采访了此事。随后南京的《新华日报》等3家报纸相继对李江一家的“父子协定”进行了报道。
南京市民对此议论纷纷，有褒有贬。1998年3月13日，南京《周末》两个版面对此事展开了讨论，参加讨论的有专家、学者、父母、学生。此事还引起国外许多留学生的兴趣。有人认为，亲情比协定更重要，协定表现了太多的金钱关系。河海大学96级学生齐青海表示，我不能接受“借”的说法，我和父母感情很好，我想工作后，回报父母是应该的，无论是物质上还是金钱上。自强自立是每个人都想的，但在目前的条件下，我还无法做到这点。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好好地学习，我想这是目前回报父母的最好方法。如果遇上这种签协定的事，我不会签。我可以接受贷款上学的方式，但这种和父母签订金钱的协定的方式，是把感情当成一种交易，我接受不了。
而南京大学化工系研究生张宇认为这种“父子协定”对不同的家庭、不同的家长和学生有着不同的影响。认为父亲与儿子签这种协定是防止儿子成人后不回报自己。他说，我相信，世上没有不为子女着想的父母。子女成人后回报父母是理所当然的，履行这样的协定，做物质上的回报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。如果子女能意识到这点，签与不签“父子协定”，都达到了父母的目的。
“我不担心会影响我和父母的感情。因为协定毕竟只是一种形式，它的目的还是为了子女着想的。”作为家长，49岁的某研究所工程师宋爱华认为在“父子协定”中，关键是儿子。做父母的都是为子女着想，为子女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，不会想着让子女成人后应该如何以金钱作为回报：“我期望孩子能成为一个自强自立，对社会有用的人。我儿子刚刚走上工作岗位，开始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，如果当初需要我签这种‘协定’的话，我也会签，但是我不一定会要求儿子工作后履行这个协定。孩子真正能自强自立，有出息，做父母的一定很开心，也就达到目的了，何必非要那笔钱呢。况且父母的本意也不是吝惜这些钱。”
她认为这种“父子协定”可能对某些家庭有用，而有些家庭不管用，这要看具体情况，她认为，它不失为一种好的家教方法。
今年45岁、任某厂办公室主任的朱海青，却不赞成这种协定，他说：“我有个儿子在上高中，如果考上了大学，我们家就是借钱也要让他读完书，这是做父母应尽的责任。”他坦言：“我希望我儿子能自强，但不想通过这种方式。”
我国的法律规定，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，因此有人认为“父子协定”不合法。而有些人认为既然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，子女就有要求父母抚养的权利。成年人李江自愿放弃了这个权利，因此他与父亲所签的协定就不违法。
就“父子协定”一事，专家认为符合社会发展趋势，由此而产生的争论，是两种伦理观的冲突。“父子协定”同传统的伦理观念的冲突是巨大的，这也是它引起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同时，它也促使我们深思：如何寻找一种更符合现代社会环境、社会意识的教育方式。我们的社会也存在着一些教育失败的现象，例如“小皇帝”现象。父母不求回报的无私奉献的结果，却是培养出一个个自私自利、没有社会责任感的“小皇帝”。再如“大学生雇保姆”的现象，一个成人竟然无法自理生活，这只能证明家庭教育的失败。“父子协定”是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？这也不一定，但至少给了我们一些启示。
李江与父母的“账单”是一本很普通的作业本，本子上记录着李江从家里支出的一笔笔至今已一万多元的借款。他表示他一定会偿还父母，他十分理解父母。
现在，他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。他说，要学的东西太多，既然自己天资方面没什么超人的地方，要想比别人优秀，就要在方法、时间、精力上多投入一点。
谈到“父子协议”将来偿还的问题，李江的父亲李德荣说：“家里不是没钱，家长也不是计较这一点钱，我们的原则是不计利息，希望儿子早些在经济上独立，知道一分一厘钱来得不易。何况也没有给他规定还期。”
看来，“父子协定”的意义是深远的。
（原载《时代青年》）
